
乾隆三十六年夏天,四川西北的小山沟里,突然热闹了起来。山路上驮队络绎不绝,盐、粮、火药一驮一驮往山里送;山外则是兵马云集,旗号杂陈。很多当地百姓那时都想不明白,为了金川这么一块弹丸之地,朝廷竟然要倾全国之力。几年打完,账一算江西炒股配资平台,白银七千多万两,这个数字,放在清代财政规模里,几乎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有意思的是,这场战事在当时朝廷内部,并不算“灭国大战”。它针对的,只是几个藏族土司,地盘加在一起,不过相当于内地一两个县的面积。可偏偏就是这块地方,让乾隆在“十全武功”的光环背后,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。
整场二征金川拖了六年左右,前后换了主帅,打出了一长串数字:统一新疆三千三百多万两;缅甸用了一千三百多万;台湾一千多万;安南、廓尔喀加起来也才一千多万。而单单二次金川,就吞掉了七千万两白银。试想一下,当时有人把这笔账摊开在乾隆面前,说“陛下,这仗一人要花一万两”,只怕谁听了都要心里一震。
一、从“十全武功”说起:金川为何特别“烧钱”
乾隆在位六十年,最津津乐道的,就是那“十全武功”。从平定准噶尔、收复新疆,到出兵缅甸、廓尔喀,再到安南、台湾这些“远征”,在乾隆的自我评价里,几乎场场都算胜仗。账面上,十次战事一共消耗了一亿五千万两左右的军费。
如果只看这些数字,很容易忽略一点:七千多万两,全砸在二征金川这一个“点”上。换句话说,十次用兵,一半的钱用在了一个小小的川西山谷。
这就引出一个问题:其他战役大多是跨境远征,路远、兵多、补给难,花钱多容易理解。金川在四川境内,离成都、重庆并不算遥远,按道理,各方面条件更好,为何反而成了“吞银巨坑”?这中间,既有战场地形、用兵失误,也离不开乾隆那种“宁可多花,不许落败”的心态。
不得不说,这种“志在必得”的决心,一旦落到钱袋子上,就成了一条条冷冰冰的数字。
二、温福上阵:第一阶段,银子砸了,人也折了
乾隆三十六年七月,金川局势开始恶化。小金川土司事务掌握在僧格桑手里,他骚扰邻近沃什、瓦寺等土司,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趁机占据革布咱什土司的官寨。看似是几个土司之间的地盘争夺,背后却牵动了朝廷对西南边陲的控制。
乾隆意识到,若再不出兵,金川一带的“改土归流”就可能功败垂成。于是任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负责准备,正式用兵时,则以定边将军温福为主帅,向小金川开刀,这就是第二次金川战事的第一阶段。
在给温福的条件上,乾隆一点都不吝啬。到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开始同时对大金川动手时,从各省调来的官兵已达三万八千余人,四川本地土兵约有三万,加在一起接近七万人。这支人马,对一个土司部落来说,规模相当惊人。
兵到齐,火力也要跟上。温福还未到川,前线各营就已备有火药十一万斤,枪子五百二十八万颗,火绳六万盘,各式大炮六百多门。等温福抵达之后,又在当地铸造重四千斤、三千斤、至一千斤不等的大炮一百多门,同时配置靖远炮、劈山炮等中型火炮二百多门。
这些数字背后,是一笔笔花得非常快的银子。炮要铁,铁要运;火药要硝、要硫、要木炭,材料一项就足够烧钱。乾隆几次下旨拨款、拨粮,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,军费已经花出两千九百多万两。他当时话说得很硬:“如再需一千万两,不惜再拨。”从态度看,皇帝已经做好“血本无归”的准备。
遗憾的是,钱花出去了,战果却并不过关。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,清军在木果木一战遭遇大败。温福坐镇主帅,手下有提督董天弼、四川提督马全、署贵州提督牛天畀等一大批高级军官,结果这一仗不仅没占到优势,还让清军付出了极大的人员损失。
木果木之战阵亡的文武官员上百人:主将温福战死,几名提督、总兵、副都统、御前侍卫以及副将、参领、州县官等皆折损于此,普通士兵阵亡三千余人。营中储备的米粮两万石、银五万余两、火药七万余斤被敌方夺去。
对于乾隆执政以来习惯性“打胜仗”的清军来说,这几乎是一个心理上的打击。前期投入的两千九百多万两军费,硬生生砸在了这场惨败里。此阶段的用兵,看上去声势浩大,结果却是银子打了水漂,人马也折了不少。
从账面上看,二征金川的第一阶段,既消耗了大量军费,又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控制成果,为后续再战埋下了更沉重的负担。
三、阿桂接手:第二阶段,再烧四千多万两
木果木之后,乾隆很快意识到,单靠温福这一路打法,很难拿下金川。他下令追究失误,同时开始筹划下一轮更大规模的征剿。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十,上谕任命阿桂为主将,重新整顿兵力,对大小金川发起总攻。
值得一提的是,乾隆对阿桂是有信心的。阿桂出身满洲贵族,早年在西北用兵已有战功,办事相对稳健。在这场战役里,乾隆几乎给了他“要什么给什么”的权力。
第二阶段,清军总兵力从七万扩充到十万。十万大军在川西山地扎营,每月仅日常开销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。乾隆的态度依旧强硬:“军需虽多,再拨二三千万,库帑尚可支撑。重在剿灭金川,永除后患。”这句话,很直白地反映出他宁肯掏空国库,也要在金川立一个“功业”的决心。
这一次,乾隆还从失败中找“教训”。他认为第一阶段战事失利,与满兵偏少、汉兵偏多不无关系。在他的观念里,八旗兵战斗力更可靠,于是特别拨调京师锐健营一千人、火器营一千人,吉林八旗两千人,黑龙江索伦兵两千人,西安驻防八旗一千人,荆州驻防八旗一千人,成都驻防八旗五百人。加上本来营中已有的九千八旗兵,满洲出身的兵力接近一万七千五百人。
这批人马分布在全国各地,调集到四川,沿途的差旅、饷银、装备、粮草,都是钱。再加上大军后方的民夫,仅用于运输的民夫,人数便多达五十万左右。山路难走,车少,人背马驮,粮草、铁料、火药一点一点往山里运,每一步都是银子堆出来的。
在阿桂统兵的这一阶段,朝廷源源不断往前线输送军需物资。到乾隆四十一年二月金川平定之时,战场上消耗的军费累计七千多万两。更夸张的是,平定那天清点军营库存,仅生熟铁的存量就达到六千万斤,这里包含大量为铸炮、铸弹准备而尚未使用完的材料。
换句话说,战争还没完全打完的时候,物资就堆到“用不完”的程度。从军费构成看,除了军饷、运输、军械,还包含大量预备而未必最终消耗掉的资源,浪费严重。
四、金川为什么难打:山险、碉多、武器不差
有人会问,一个土司地盘,用得着十万大军、五十万民夫吗?用得着堆这么多炮和铁吗?说到底,还是金川这个地方本身就不好打,简单说三个方面。
其一,地势险要,适合防守,不利进攻。金川一带地形险峻,“跬步皆山”,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平地。碉寨选址多在山腰、山顶,居高临下,易守难攻。清军的马队几乎无法发挥作用,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步兵在山道、峡谷中缓慢推进。道路狭窄,辎重行进艰难,一支队伍拉长后,前后容易被分割,稍有不慎,便会陷入被动。
番兵熟悉地形,又善于利用洞穴、山坳隐蔽自己。阿桂就曾上奏说,番人“善于穴地躲藏,临阵歼戮无多”。意思很直白:很难在野战中一次性消灭对手,对方打完就缩回碉寨或者山洞,清军追击又不敢贸然靠近,进退两难。
其二,碉寨密集,形成层层防线。碉,是当地藏族地区典型的石筑堡楼,高大坚固,墙体厚重。金川一带几乎“遍地是碉”,从阿尔泰负责征剿开始,清军就持续在“拔碉”。阿尔泰一阶段共攻克战碉八百五十多座,大小石卡二百五十多座,焚烧寨落四百五十余间;到温福接手,他又毁了两百多座碉,焚毁寨落八百五十多间。
到了阿桂统兵时,数字更吓人。阿桂前后攻克战碉一千一百多座,焚毁寨落八千五百多间。而其他将领如明亮、丰绅额等人,也各自记载有毁碉的数量,累计起来达上万座。这些数字虽然在统计上可能有重复,但基本轮廓很清楚:金川一带的山谷和山脊,被一座座石碉串联成了一个密集的防御网。
攻碉需要什么?需要炮。大炮要靠近才有杀伤力,山路不平,大炮很难推到位;火力不足,碉墙又很难被摧毁。于是朝廷只好不断铸造重炮,不断调运铁料、火药,在一个个碉寨前一点点“磨”。时间拖长了,军费自然就上去了。
其三,对手的武器并不落后。金川番兵最初的武器确实以冷兵器和少量鸟枪为主,可随着战事推进,他们不断从清军手中缴获火器。大炮、火枪、火药被截获后,很快就被番兵用起来,在一些战役中,甚至可以与清军展开规模相当的炮战。
有战报提到,番兵在碉上架炮,对清军营地进行还击。这种情况下,清军不再是“居优势的一方”,而是不得不和熟悉地形、背靠坚固碉寨的对手相互轰击,耗费的弹药、火药数量,自然水涨船高。
综合这三点,再看七千多万两,就不难理解这笔巨款是怎样一点点消磨掉的。
五、人少钱多:一万两换一条命的残酷算术
说到这里,绕不开一个问题:金川当地到底有多少兵?阿桂在奏报中说得比较清楚,小金川番兵约七千,大金川约八千,总共也就一万五千人左右。这个数字,与清军十万大军相比,非常悬殊。
按战后统计,二征金川期间,番兵伤亡大约一万人上下。这个数字可能有一定浮动,但总体规模不会偏差太大。用军费七千多万两去除以大致伤亡人数,算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刺目的平均数:每毙敌一人,大约要付出一万两白银。
当时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,委婉提到军费之重,已经远超预期。若换算一下,一万两白银在清代能干什么?大约能买几百亩上好的田地,能养活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。现在却变成了战场上一个敌人的“平均成本”,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算得上少见。
当然,这只是账面上的平均数。真实战场上,有火药炸在空处,有炮弹打在石头上,有物资堆在营地里最后没用完,有士兵死于疾病和环境,不完全是“以命计价”。但从国家财政角度讲,这笔账最终都要记在白花花的银子上。
不得不说,乾隆前期的用人失误,是这笔“昂贵战争”的重要因素。如果第一阶段没打出木果木那样的惨败,后面的投入未必会膨胀到这种程度。温福的指挥不力,部分文武官员贪生怕死,再加上对金川地形估计不足,使得战事一拖再拖。
不过反过来看,哪怕指挥得当,在那么复杂的地形下,清军想要取得决定性胜利,也不可能是一件省钱的事。山地攻坚战,本来就是成本极高的战法。
六、战后安排:从“土司之地”到“懋功厅”
金川毕竟只是土司之地,再敢反,也不可能撼动大清的根基。乾隆在付出庞大代价之后,也很清楚一点:既然银子已经花出去了,就绝不能给后人留下“复燃”的隐患。
乾隆四十一年二月,大小金川平定。清军逐步拆除残余碉寨,清理战场,安置人口。同时,为防止土司势力死灰复燃,朝廷改变了以往依赖土司统治当地的做法,在大小金川设镇安营,驻军镇守。
此后不久,朝廷将大小金川改设为阿尔古厅、美诺厅,之后又合并为懋功厅,派同知前往驻扎,负责军政、屯田等事务。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核心,就是“改土归流”:把原本由世袭土司掌控的地区,改为由朝廷官员直接治理。
这一步,在行政上看似一纸命令,在具体执行中,却涉及大量后续支出。官员的俸禄、驻军的粮饷、屯田的开垦、道路和驿站的修整,都是接着要花的钱。二征金川花掉的七千万两,只是“打下来”的成本,安定下来还要持续投入。
从四川的整体局面看,金川战后,川西藏彝地区的控制力明显加强。这为清政府之后对西南边疆的管理打下了一定基础,也算是这场昂贵战争留下的制度遗产。当然,从当地百姓的角度,战后重建过程漫长而艰辛,兵荒马乱留下的创伤,并不是账本上的几行数字可以概括的。
有官员在战后向乾隆奏报,当地百姓“屋庐多毁,田地荒芜”,需要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慢慢恢复。乾隆批示中虽然强调要“抚恤善后”,但在当时的行政能力条件下,真正落实到基层,有多少力度,很难用具体数字来衡量。
七、一场“代价过高”的胜仗
回头看二征金川,这仗结果算赢,过程却异常沉重。从数字上看,它是乾隆“十全武功”中耗费军费最多的一战;从军队表现看,它暴露出了清军在山地战、持久战上的许多短板;从政治意义上看,它标志着清廷在西南边陲改土归流迈出关键一步。
乾隆自己在后来的题诗、御制文里,多次提到金川之役,把它视为巩固西南的一项大功。他当然明白这仗花了多少钱,但在他的眼里,“永除后患”值得这个代价。只是数字摆在那里,七千多万两,平均每毙敌一人约一万两,这样的算术本身,就足以让后人感到沉重。
有人说,金川一战,是乾隆盛世背后的一道裂痕。财政表面上依旧光鲜,库银一度标称充盈,但连续几次大规模对外用兵,尤其是金川这样不计成本的“重压”,让乾隆后期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。再加上后续河工、宫建等庞大支出,到了嘉庆接班时,问题已经开始显露。
二征金川的故事,最终凝结成几个数字、几个地名、几句奏折。但在当时,那是实实在在的银子,是一车车运上山的粮草,是一尊尊砸在石碉上的火炮,是一位位阵亡官兵的名字。
那句“每毙敌一人,要付出一万两银子”的说法,不是夸张的文学修辞,而是从战后账本里翻出来的一串冷冰冰的平均数。这种冰冷的精算,本身就昭示着一个事实:在金川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江西炒股配资平台,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国力,消磨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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