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三十六年夏天，四川西北的小山沟里，突然热闹了起来。山路上驮队络绎不绝，盐、粮、火药一驮一驮往山里送；山外则是兵马云集，旗号杂陈。很多当地百姓那时都想不明白，为了金川这么一块弹丸之地，朝廷竟然要倾全国之力。几年打完，账一算江西炒股配资平台，白银七千多万两，这个数字，放在清代财政规模里，几乎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场战事在当时朝廷内部，并不算“灭国大战”。它针对的，只是几个藏族土司，地盘加在一起，不过相当于内地一两个县的面积。可偏偏就是这块地方，让乾隆在“十全武功”的光环背后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。
整场二征金川拖了六年左右，前后换了主帅，打出了一长串数字：统一新疆三千三百多万两；缅甸用了一千三百多万；台湾一千多万；安南、廓尔喀加起来也才一千多万。而单单二次金川，就吞掉了七千万两白银。试想一下，当时有人把这笔账摊开在乾隆面前，说“陛下，这仗一人要花一万两”，只怕谁听了都要心里一震。
一、从“十全武功”说起：金川为何特别“烧钱”
乾隆在位六十年，最津津乐道的，就是那“十全武功”。从平定准噶尔、收复新疆，到出兵缅甸、廓尔喀，再到安南、台湾这些“远征”，在乾隆的自我评价里，几乎场场都算胜仗。账面上，十次战事一共消耗了一亿五千万两左右的军费。
如果只看这些数字，很容易忽略一点：七千多万两，全砸在二征金川这一个“点”上。换句话说，十次用兵，一半的钱用在了一个小小的川西山谷。
这就引出一个问题：其他战役大多是跨境远征，路远、兵多、补给难，花钱多容易理解。金川在四川境内，离成都、重庆并不算遥远，按道理，各方面条件更好，为何反而成了“吞银巨坑”？这中间，既有战场地形、用兵失误，也离不开乾隆那种“宁可多花，不许落败”的心态。
不得不说，这种“志在必得”的决心，一旦落到钱袋子上，就成了一条条冷冰冰的数字。
二、温福上阵：第一阶段，银子砸了，人也折了
乾隆三十六年七月，金川局势开始恶化。小金川土司事务掌握在僧格桑手里，他骚扰邻近沃什、瓦寺等土司，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趁机占据革布咱什土司的官寨。看似是几个土司之间的地盘争夺，背后却牵动了朝廷对西南边陲的控制。
乾隆意识到，若再不出兵，金川一带的“改土归流”就可能功败垂成。于是任命四川总督阿尔泰负责准备，正式用兵时，则以定边将军温福为主帅，向小金川开刀，这就是第二次金川战事的第一阶段。
在给温福的条件上，乾隆一点都不吝啬。到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开始同时对大金川动手时，从各省调来的官兵已达三万八千余人，四川本地土兵约有三万，加在一起接近七万人。这支人马，对一个土司部落来说，规模相当惊人。
兵到齐，火力也要跟上。温福还未到川，前线各营就已备有火药十一万斤，枪子五百二十八万颗，火绳六万盘，各式大炮六百多门。等温福抵达之后，又在当地铸造重四千斤、三千斤、至一千斤不等的大炮一百多门，同时配置靖远炮、劈山炮等中型火炮二百多门。
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笔笔花得非常快的银子。炮要铁，铁要运；火药要硝、要硫、要木炭，材料一项就足够烧钱。乾隆几次下旨拨款、拨粮，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，军费已经花出两千九百多万两。他当时话说得很硬：“如再需一千万两，不惜再拨。”从态度看，皇帝已经做好“血本无归”的准备。
遗憾的是，钱花出去了，战果却并不过关。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，清军在木果木一战遭遇大败。温福坐镇主帅，手下有提督董天弼、四川提督马全、署贵州提督牛天畀等一大批高级军官，结果这一仗不仅没占到优势，还让清军付出了极大的人员损失。
木果木之战阵亡的文武官员上百人：主将温福战死，几名提督、总兵、副都统、御前侍卫以及副将、参领、州县官等皆折损于此，普通士兵阵亡三千余人。营中储备的米粮两万石、银五万余两、火药七万余斤被敌方夺去。
对于乾隆执政以来习惯性“打胜仗”的清军来说，这几乎是一个心理上的打击。前期投入的两千九百多万两军费，硬生生砸在了这场惨败里。此阶段的用兵，看上去声势浩大，结果却是银子打了水漂，人马也折了不少。
从账面上看，二征金川的第一阶段，既消耗了大量军费，又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控制成果，为后续再战埋下了更沉重的负担。
三、阿桂接手：第二阶段，再烧四千多万两
木果木之后，乾隆很快意识到，单靠温福这一路打法，很难拿下金川。他下令追究失误，同时开始筹划下一轮更大规模的征剿。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十，上谕任命阿桂为主将，重新整顿兵力，对大小金川发起总攻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对阿桂是有信心的。阿桂出身满洲贵族，早年在西北用兵已有战功，办事相对稳健。在这场战役里，乾隆几乎给了他“要什么给什么”的权力。
第二阶段，清军总兵力从七万扩充到十万。十万大军在川西山地扎营，每月仅日常开销就超过一百万两白银。乾隆的态度依旧强硬：“军需虽多，再拨二三千万，库帑尚可支撑。重在剿灭金川，永除后患。”这句话，很直白地反映出他宁肯掏空国库，也要在金川立一个“功业”的决心。
这一次，乾隆还从失败中找“教训”。他认为第一阶段战事失利，与满兵偏少、汉兵偏多不无关系。在他的观念里，八旗兵战斗力更可靠，于是特别拨调京师锐健营一千人、火器营一千人，吉林八旗两千人，黑龙江索伦兵两千人，西安驻防八旗一千人，荆州驻防八旗一千人，成都驻防八旗五百人。加上本来营中已有的九千八旗兵，满洲出身的兵力接近一万七千五百人。
这批人马分布在全国各地，调集到四川，沿途的差旅、饷银、装备、粮草，都是钱。再加上大军后方的民夫，仅用于运输的民夫，人数便多达五十万左右。山路难走，车少，人背马驮，粮草、铁料、火药一点一点往山里运，每一步都是银子堆出来的。
在阿桂统兵的这一阶段，朝廷源源不断往前线输送军需物资。到乾隆四十一年二月金川平定之时，战场上消耗的军费累计七千多万两。更夸张的是，平定那天清点军营库存，仅生熟铁的存量就达到六千万斤，这里包含大量为铸炮、铸弹准备而尚未使用完的材料。
换句话说，战争还没完全打完的时候，物资就堆到“用不完”的程度。从军费构成看，除了军饷、运输、军械，还包含大量预备而未必最终消耗掉的资源，浪费严重。
四、金川为什么难打：山险、碉多、武器不差
有人会问，一个土司地盘，用得着十万大军、五十万民夫吗？用得着堆这么多炮和铁吗？说到底，还是金川这个地方本身就不好打，简单说三个方面。
其一，地势险要，适合防守，不利进攻。金川一带地形险峻，“跬步皆山”，几乎找不到像样的平地。碉寨选址多在山腰、山顶，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。清军的马队几乎无法发挥作用，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步兵在山道、峡谷中缓慢推进。道路狭窄，辎重行进艰难，一支队伍拉长后，前后容易被分割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陷入被动。
番兵熟悉地形，又善于利用洞穴、山坳隐蔽自己。阿桂就曾上奏说，番人“善于穴地躲藏，临阵歼戮无多”。意思很直白：很难在野战中一次性消灭对手，对方打完就缩回碉寨或者山洞，清军追击又不敢贸然靠近，进退两难。
其二，碉寨密集，形成层层防线。碉，是当地藏族地区典型的石筑堡楼，高大坚固，墙体厚重。金川一带几乎“遍地是碉”，从阿尔泰负责征剿开始，清军就持续在“拔碉”。阿尔泰一阶段共攻克战碉八百五十多座，大小石卡二百五十多座，焚烧寨落四百五十余间；到温福接手，他又毁了两百多座碉，焚毁寨落八百五十多间。
到了阿桂统兵时，数字更吓人。阿桂前后攻克战碉一千一百多座，焚毁寨落八千五百多间。而其他将领如明亮、丰绅额等人，也各自记载有毁碉的数量，累计起来达上万座。这些数字虽然在统计上可能有重复，但基本轮廓很清楚：金川一带的山谷和山脊，被一座座石碉串联成了一个密集的防御网。
攻碉需要什么？需要炮。大炮要靠近才有杀伤力，山路不平，大炮很难推到位；火力不足，碉墙又很难被摧毁。于是朝廷只好不断铸造重炮，不断调运铁料、火药，在一个个碉寨前一点点“磨”。时间拖长了，军费自然就上去了。
其三，对手的武器并不落后。金川番兵最初的武器确实以冷兵器和少量鸟枪为主，可随着战事推进，他们不断从清军手中缴获火器。大炮、火枪、火药被截获后，很快就被番兵用起来，在一些战役中，甚至可以与清军展开规模相当的炮战。
有战报提到，番兵在碉上架炮，对清军营地进行还击。这种情况下，清军不再是“居优势的一方”，而是不得不和熟悉地形、背靠坚固碉寨的对手相互轰击，耗费的弹药、火药数量，自然水涨船高。
综合这三点，再看七千多万两，就不难理解这笔巨款是怎样一点点消磨掉的。
五、人少钱多：一万两换一条命的残酷算术
说到这里，绕不开一个问题：金川当地到底有多少兵？阿桂在奏报中说得比较清楚，小金川番兵约七千，大金川约八千，总共也就一万五千人左右。这个数字，与清军十万大军相比，非常悬殊。
按战后统计，二征金川期间，番兵伤亡大约一万人上下。这个数字可能有一定浮动，但总体规模不会偏差太大。用军费七千多万两去除以大致伤亡人数，算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刺目的平均数：每毙敌一人，大约要付出一万两白银。
当时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，委婉提到军费之重，已经远超预期。若换算一下，一万两白银在清代能干什么？大约能买几百亩上好的田地，能养活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。现在却变成了战场上一个敌人的“平均成本”，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都算得上少见。
当然，这只是账面上的平均数。真实战场上，有火药炸在空处，有炮弹打在石头上，有物资堆在营地里最后没用完，有士兵死于疾病和环境，不完全是“以命计价”。但从国家财政角度讲，这笔账最终都要记在白花花的银子上。
不得不说，乾隆前期的用人失误，是这笔“昂贵战争”的重要因素。如果第一阶段没打出木果木那样的惨败，后面的投入未必会膨胀到这种程度。温福的指挥不力，部分文武官员贪生怕死，再加上对金川地形估计不足，使得战事一拖再拖。
不过反过来看，哪怕指挥得当，在那么复杂的地形下，清军想要取得决定性胜利，也不可能是一件省钱的事。山地攻坚战，本来就是成本极高的战法。
六、战后安排：从“土司之地”到“懋功厅”
金川毕竟只是土司之地，再敢反，也不可能撼动大清的根基。乾隆在付出庞大代价之后，也很清楚一点：既然银子已经花出去了，就绝不能给后人留下“复燃”的隐患。
乾隆四十一年二月，大小金川平定。清军逐步拆除残余碉寨，清理战场，安置人口。同时，为防止土司势力死灰复燃，朝廷改变了以往依赖土司统治当地的做法，在大小金川设镇安营，驻军镇守。
此后不久，朝廷将大小金川改设为阿尔古厅、美诺厅，之后又合并为懋功厅，派同知前往驻扎，负责军政、屯田等事务。这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核心，就是“改土归流”：把原本由世袭土司掌控的地区，改为由朝廷官员直接治理。
这一步，在行政上看似一纸命令，在具体执行中，却涉及大量后续支出。官员的俸禄、驻军的粮饷、屯田的开垦、道路和驿站的修整，都是接着要花的钱。二征金川花掉的七千万两，只是“打下来”的成本，安定下来还要持续投入。
从四川的整体局面看，金川战后，川西藏彝地区的控制力明显加强。这为清政府之后对西南边疆的管理打下了一定基础，也算是这场昂贵战争留下的制度遗产。当然，从当地百姓的角度，战后重建过程漫长而艰辛，兵荒马乱留下的创伤，并不是账本上的几行数字可以概括的。
有官员在战后向乾隆奏报，当地百姓“屋庐多毁，田地荒芜”，需要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慢慢恢复。乾隆批示中虽然强调要“抚恤善后”，但在当时的行政能力条件下，真正落实到基层，有多少力度，很难用具体数字来衡量。
七、一场“代价过高”的胜仗
回头看二征金川，这仗结果算赢，过程却异常沉重。从数字上看，它是乾隆“十全武功”中耗费军费最多的一战；从军队表现看，它暴露出了清军在山地战、持久战上的许多短板；从政治意义上看，它标志着清廷在西南边陲改土归流迈出关键一步。
乾隆自己在后来的题诗、御制文里，多次提到金川之役，把它视为巩固西南的一项大功。他当然明白这仗花了多少钱，但在他的眼里，“永除后患”值得这个代价。只是数字摆在那里，七千多万两，平均每毙敌一人约一万两，这样的算术本身，就足以让后人感到沉重。
有人说，金川一战，是乾隆盛世背后的一道裂痕。财政表面上依旧光鲜，库银一度标称充盈，但连续几次大规模对外用兵，尤其是金川这样不计成本的“重压”，让乾隆后期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。再加上后续河工、宫建等庞大支出，到了嘉庆接班时，问题已经开始显露。
二征金川的故事，最终凝结成几个数字、几个地名、几句奏折。但在当时，那是实实在在的银子，是一车车运上山的粮草，是一尊尊砸在石碉上的火炮，是一位位阵亡官兵的名字。
那句“每毙敌一人，要付出一万两银子”的说法，不是夸张的文学修辞，而是从战后账本里翻出来的一串冷冰冰的平均数。这种冰冷的精算，本身就昭示着一个事实：在金川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江西炒股配资平台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国力，消磨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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